五月一日是个隆重的节日,全世界都在这天庆祝劳动节。唯一的区别在于,盟军国家的庆祝方式是满大街的示威游行队伍,而联军国家的则是开开心心地放假出游。
然而在苏联,同样是劳动节,今年却没了往年那样的欢乐气氛。因为今天是马克耶布卡的葬礼。
新闻访谈更夸张,各种人坐在大屏幕前,用崇敬的语气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我时,我所做的表现。
几乎人人都能指出我最后一面时的确切地点和行为(有熟悉多年的,也有我不认识的),并补充:“他就这么站着——跟现在一模一样——他就这么在笑,我就有了一种异常的感觉——我当时就纳闷:这是怎么回事?现在明白了。”
接着产生了新的争论:最后见到马克耶布卡同志的人是谁。许多人都想占据这一伤感的荣誉,但他们的证据,或多或少是被篡改的。
最明显的就是:几乎每个人都认为,年轻的三次苏联英雄马克耶布卡同志的临终遗言里包括了“要继续建设社会主义阵营”,以及“洛马诺夫同志是优秀的领导人”。
其他的不提,最后一句是最大的假话。我可从没说过,在洛马诺夫手下作战是“无上的光荣”。
在参加“马克耶布卡生前事迹新闻访谈”的人当中,唯一比较诚实的人,应该是达夏了。当时的她一袭黑纱坐在摄像头前,一副无助的样子,如自言自语般讲述着:
“要是我当时能拉住他,让他晚一班飞机,该多好呀!可是现在,马克……连一点尸骨也不剩下了……要是能再来一次,我一定不会……让他踏上绝路了。可他已不在人世,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。”
说到这,她已经泣不成声了。
五月一日下午,所有电视台都开始直播“马克耶布卡同志的葬礼”。这是个宁静的劳动节,受邀人员纷纷聚拢来,在殡仪馆的大厅徘徊,低声交谈这件让人悲痛的事。
如果没记错,在这小小的烈士陵园殡仪馆,还没来过这么多人。
我还记得……上个月,我们就是在这里送走了维克多。现在它又要送走马克耶布卡……的衣冠了。
最后,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。洛马诺夫和莫斯文克并排进来了,身后跟着达夏,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官们和其他四个联军主要成员国的代表,格兰藏姆等风暴小组成员随后跟来,他们全都一身黑衣服。
会众全体起立,以注目礼致敬,直到这一行人在前排就座。又是一阵寂静,大家都陷入了沉思。偶尔传来压抑着的哭泣声。
主持人洛马诺夫为死去的我描绘一幅幅画面,说我是何等的优秀。他还列举了我生前的丰功伟绩,在座的一眼就能看出,这些事例是多么举世瞩目。他们不由伤心地回忆起,这些事发生时,被他们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,毫不重视。
气氛越发悲伤,最后他们也开始哭哭啼啼,总理也抹起了眼泪。
所以当我在门廊里不小心发出一阵窸窣声时,是没人注意到的。
很快,门嘎吱一声打开了。总理抬起双眼一看,顿时傻眼了!
一双双眼睛顺着总理看过去,刹那间,所有的会众都站了起来。
我感觉到脸上一阵发烧,因为所有人——包括摄像机——都呆呆地望着我这个全世界都认为已经死了的人,沿着过道迈步走向讲台。
是的,刚才我就躲在没人的门廊里,观看着自己的葬礼演讲哩!
总理……我觉得,你的演技赛过三次好莱坞最佳男演员,杜根!
我一步步走向讲台,看着总理眼中的慌乱。看着他握紧右手,想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枪,将我击毙。
他不知道,在解决了洛西娅之后,我得了一场重感冒,但在喀山,我幸运地遇到了鲍里斯。
——“太好了指挥官同志!您还活着!”当时他就激动地抱住我,兴奋地大叫,“达夏同志他们要是知道了,那该有多高兴……”
“不要……”我赶紧打断了鲍里斯,“我活着这件事……暂时不要跟任何人提起……我自有用意。”
鲍里斯以为,我隐瞒自己活着的消息是为了给达夏和格兰藏姆他们一个惊喜,所以一口答应了。
我在喀山待了半个月,半个月后病才好了。从萨卡卢加的卫星电话我得知,除了阿加利伯和洛西娅,其他人造神的都受了重伤。
(我在现场只看到了七个人造神:平壤的那六个,和被他们几个拖来的,愤愤不平的阿加利伯。)
病好了之后,我还特地关心了一下新闻,得知黑匣子已经找到了,根据黑匣子谈话内容的解析,是飞机零件故障导致的飞机失事。>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